法制社会，是以法“治”人还是法制为人？

　　中国青年报3月30日报道 他在拼命地跑，后面一直有群人追赶他，他跑得喘不过气来……王信书说，一年来，他经常被这样的恶梦惊醒。
　　57岁的王信书是江苏响水县的一名残疾退伍军人，他在1979年那场自卫反击战中受过脑震荡。他经常自豪地对邻里乡亲们说：“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我流血流汗，没有一次流过泪。”
　　2007年底，王信书因为上访被抓进“学习班”学习，从“学习班”逃出来后，他开始了长达8个多月的流亡。
　　王信书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8个月来，他不止一次的流泪，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颠簸的生活。

　　上访者被民政局关进了学习班
　　2007年12月24日，因为房改的房屋被原单位响水县糖烟酒公司收走，王信书到南京去上访。他没想到，原本维护自己权益的上访行动让他变成了流亡者。
　　2007年12月29日下午，响水县人民法院法官陈晓军和一名法警找到了王信书，说让他到法院去解决房子问题。
　　王信书说，上车后，他发现车并不是往法院方向开的，他便给老板打电话，告诉了他自己的情况。
　　他被送进了郊外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一名保安搜走了小灵通、通讯录、残疾人证、700元现金，抽走了他身上的腰带。
　　王信书被带进了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
　　“就是让你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访。”保安告诉他，铁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王信书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描述了他在学习班被隔离的生活状况，一个人在房子里，上头有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有好几次，他一边吃，一边流着眼泪，因为他实在咽不下去。“这些在家里都是给猪吃的！这点饭能保证我不被饿死。”
　　一天被允许上两次厕所，每次都有两个保安紧紧跟着。在大院里还关了两个老太婆，但都不能互相接触。
　　压抑和孤独让人抓狂，他只好在房间里跑步来打发时间。王信书说，“每天至少跑20公里，每跑一公里，我都会刻在白墙上。”
　　他说，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打击，觉得这日子实在没意思，想过撞墙自杀。
　　回忆起那十天的生活，王信书痛苦地总结说，“一个小时一年”。

　　八个月的流亡生活
　　王信书回忆说，2008年1月7日上午，学习班的负责人杨亚宝把三个人叫到办公室，开始给他们上课，这是关押十天以来的第一堂学习课。在谈话中，他告诫王信书他们不要再上访，要知道国情和法律。
　　“杨亚宝告诉我，交一万元押金，写个保证书保证不上访了，然后算上这边两百元一天的伙食费，就可以走了。”
　　可王信书哭诉说，家里困难，实在没钱。
　　“结果，杨亚宝说，那你就只好继续蹲了，说完就转身走了。”
　　走出办公室，王信书只好回房间，此时，他突然发现两个保安正在给另外两个老太婆开门，他趁机转身假借上厕所绕到厕所边上。
　　厕所后面的墙足足有3米高，刚好有棵松树靠着墙。
　　踩着松树，他顺利翻过了3米高的墙头，一口气跑了两里路，歇了不到半分钟，继续跑。后来他跑得实在没力气了，就躲进草垛里，直到天黑了，他又出来继续跑，跑了几天几夜。
　　王信书说，一路上，他靠打工、乞讨要饭填肚子，要不到饭，就去翻垃圾桶找吃的，有时候到地里挖红薯吃。没住处，只好坐在路边打个盹，有时候和乞丐一起蜷缩在桥底下，等待天亮。
　　不敢给家里打电话，他害怕泄露了行踪被抓回去。“年关的时候，我特别想家，我始终想不明白，到底做错了什么，以前好好的日子怎么一下就没了。”采访中，他的眼角滚下了泪水。
　　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从苏北乞讨到苏南，王信书觉得自己活得像只“惊弓之鸟”。

　　丈夫失踪，妻子再上访
　　2007年12月29日，晚上9点半，姜云久久不见丈夫王信书回来，一家人开始寻找，找遍了所有战友、亲戚的家，都不见踪影。
　　大半夜，姜云找到王信书的单位，这时候老板张兆标才告诉姜云，王信书下午被法院带到“学习班”了。
　　“为了证明王信书确实被法院带走，张兆标还写了证明，可因为害怕又把签名撕掉了。”姜云说，她从张老板那里出来，就去了法院。“
　　结果，法官陈晓军坚决否认王信书曾被他带走。让我去找民政局，响水县民政局也不承认王信书在上访学习班‘学习’。”
　　她去公安局报案，公安拒绝立案，让他们去找信访局。
　　姜云说，她在熟人指点下，终于找到了关押王信书的地方，但保安拒不承认王信书在里面。就在王信书逃走的当天，她再次来到“学习班”，仍然没有得到肯定答复，有一次反而遭到保安的殴打。
　　王信书失踪几天后，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多次联系响水县人民法院和民政局，陈晓军等人均不承认抓走了王信书。
　　一个月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再次联系响水县法院和民政局，陈晓军承认人是他们抓的，但已经送给了民政局，民政局则宣称他们并不是抓王信书，王信书在参加民政局的“上访学习班”教育活动，但他已经逃跑了。
　　王信书逃亡的8个月中，家里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姜云说，她出去的时候经常被人跟踪，家里也时不时被人监视。二女儿原来在当地一家通讯公司工作，因为不能忍受频频骚扰，后来被迫辞职了。王信书的父母见儿子没了，也是整日以泪洗面。为了找到丈夫，她先后3次来到北京上访，南京跑了4趟，盐城和当地相关部门跑了不下几十趟。
　　为了上访，姜云花去了家里1万多元的积蓄，她的体重也从120斤掉到了102斤,但她说她会像秋菊打官司一样给丈夫讨一个说法。
　　姜云说，她曾连续三次来到响水县法院，一位副院长对她不理不睬，最后还说：“我早就跟你们解释没有这个事，如果你们再来就把你们抓起来。”
　　2008年3月18日，姜云到北京上访，当着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面，响水信访局北京办事处的人强行将她塞进了车里。第二天，响水县贸易局开车把姜云带了回去（王信书原来在糖烟酒公司上班，归贸易局管）。
　　2008年5月19日，江苏省信访局接待中心让姜云带一个便条给响水县信访局。姜云说，响水信访局一个副局长看了便条后，当即把便条撕了，告诉她：“你们哪里都不要去，有什么问题在家解决，去了也没用！”
　　在8个多月时间里，王信书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姜云哽咽着说：“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打击，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直到2008年9月15日晚上，惊魂落魄的王信书在好心人的支持下坐车回到家乡。他躲在家里探风声，生怕还会有人来抓他。
　　姜云知道王信书回家后，连夜从乡下赶回来。等她见到王信书又瘦又黑的样子时，几乎哭晕过去。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采访王信书的时候，因为妻子在旁边，他竭力不去描述在外流亡的惨状，他私底下告诉记者，不想让老婆太难过。

　　信访局：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事实上，与王信书相同遭遇的不止他一人。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响水县南河镇上王村48岁的张宝才，2007年9月被从北京带回响水关进“学习班”，被打断肋骨，被关押20天。2008年6月，张宝才又被当地派出所送到滨海县精神病院长达三个月之久。
　　响水县黄圩镇薛卫亚63岁的母亲贺长梅于2007年9月21日被关进“学习班”，长达五个多月。2008年3月，贺长梅从“学习班”逃出来之后，至今下落不明。
　　记者调查获知，至少有10人曾参加过“学习班”。在采访期间，记者曾电话联系了多位在“学习班”“学习”过的上访者，他们告诉记者，“学习班”还扣留了他们的1万元押金。
　　2月24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经过多番打听找到“学习班”的地址。它坐落在响水偏远郊区的小浦村，“学习班”是废弃的小浦小学建起来的，现在已经租给附近的一个运输公司。
　　记者看到，在最东边的房间墙上刻着一个个“正”字，王信书说，那是他跑步时计数时刻下的，在另一面墙上有一个个脚印，张宝才说是他发泄时踢墙留下的，厕所傍边的松树已经被砍去。
　　在东边楼的墙上，记者看到两块黑板报，分别写着《信访条例》和“三个讲清楚”教育学习班的相关说明。在黑板报上，记者看到，教育学习班的组织领导是“参学人员户籍所在地或责任单位牵头举办，当地的信访部门、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参与承办”，它们之间各有分工。
　　其中，记者看到《教育学习班的参训对象》写道：
　　“三个讲清楚”教育学习班的参学人员为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主要指到国家信访局和有权处理的中央国家机关接待场所以外的非指定地点上访的人员，特别是反复上访、越级重访、无理缠访、闹访人员。
　　记者了解到，“三个讲清楚”学习班教育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一是讲清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有关方针政策，引导上访群众正确认识到自身的利益要求，消除不切实际的想法；二是讲清楚有关活动规定，引导上访群众通过正常的程序和途径，以理性合法的方法表达利益诉求；三是讲清楚进京非正常上访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影响和危害，应承担的社会和法律责任，让上访群众识别和抵制别有用心的煽动、挑拨、自觉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2月25日，记者陪同王信书找到信访局拿扣押物品，了解到杨亚宝是响水县信访局调处分流科的科长。
　　杨亚宝对王信书说：“学习班是上面有这个精神。我们对你不错，我收你的东西是不会少一样的。”
　　“我们对你非常好。”他问王信书说：“有没有对你不文明礼貌，我们有没有打过你？”
　　杨亚宝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学习班主要是给上访者宣讲信访条例，正常的是每天上两堂课，现在学习班换了地方还在继续办。
　　杨亚宝否认了自己是“学习班”负责人，他说：“我仅仅是在那边为他们服务的，为他们饮食起居每个方面服务，我们给他们宽松的环境，他们非常自由，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饮食很好，很自由，包吃包住。”
　　随后，记者来到响水县人民法院希望采访陈晓军，但院方以主管宣传领导外出开会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曾几次采访响水县民政局，对方均表示举办这个学习班是根据省里文件，并不违反规定。
　　江苏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说，省里并没有这样的文件，“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基层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压制群众上访，制造新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