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在赞颂能自由出入于阴阳两界的神秘人物斯维登堡时曾留下了如下诗句，“那人比别人高出一头，在芸芸众生中间行走。”，这句诗用来形容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的每一个人物都不过份，他们仿佛一座座高山，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还一直被抑止，但从未被超越。
在我看来，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完全可以合而为一而统称为《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托马斯这里所称的“十九世纪”是广义意义上的“十九世纪”，这些人物，无论是不是出生或者死于十九世纪，他们都对十九世纪及后世的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本书没有合成一本书，只是因为合起来会太厚，每本书都400多页，三十多万之巨，而其中谈到的任何一个人物，即使单独用几十万、几百万言来为他们树牌立传都远远不够。
作为一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同乡前辈们自然是他的关注对象，他关注的每个人，歌德、席勒、叔本华、瓦格纳、尼采、费洛伊德等，每个人都是德国贡献给人类的一座座丰碑，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致于深深的敬意。
二战以后，面对欧洲大地的满目疮痍，人们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产生歌德、席勒、叔本华、瓦格纳、尼采、费洛伊德的德国，会被一个小丑式的失意的画家希特勒所主宰，其实，正如许多人所观察到的，正是尼采的“超人”、“权力意志”为纳粹的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叔本华、尼采、费洛伊德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就不会有尼采的“超人”理论，没有尼采的“超人”理论，就不会有费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越我”。
关于超人，尼采曾这样描绘：“剔除人类的多余奢侈，从中一个更强的品种，一个更高的类型脱颖而出，这个类型有种不同于平庸者的另外一些产生条件和保存条件。”，而关于战争，他也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如果人们放弃了战争，人们就放弃了伟大的生命。”，但在托马斯·曼看来，人们把尼采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创始者和思想吹手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显然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是法西斯主义造就了尼采而不是相反，尼采“从根本上说是远离政治、清白无辜、纯精神性的，他作为最敏感的表达和记载工具，从其权力哲学命题预先感觉到了不断上升的帝国主义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说到底，尼采不必为二战的爆发负责，就象爱因斯担的质能方程不必为广岛上空原子弹的爆炸负责一样。
无论《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提及的每个位大师都可以称得上““从根本上说是远离政治、清白无辜、纯精神性的”，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所创造的对于人类才有永恒的价值。而关于一个作家不必为他的作品的道德后果负责，没有人比歌德说得更清楚的了：
“一部艺术作品也可能有道德的后果，然而要求艺术家遵循道德的意向和目的，这就是败坏他的行当。我从事作为作家的职业从不问，我如何有益于整体，我始终追求的只是使我本身更富于理智、更善良，提高我自己的人格内涵，永远只表达我所认识到的善与真的东西。”
在《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提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托马斯·曼的挚爱，但歌德无疑是他的最爱，在这两本书里，涉及歌德的篇幅就差不多占了一半，而在论及其他的人物时，也还是忘不了赞美歌德几句，他对歌德的溢美之辞随处可拾，比如他在《歌德作为作家的生涯》里说：
“他是至高的伟人，他以最幸运的方式，以一种也许从不曾有过的方式将魔力和温文尔雅在自己身上合而为一，正是魔力和温文尔雅的这种整合使他成为人类的宠儿。”
爱默生在谈及歌德的《浮士德》时赞叹不已，他说：“神奇的东西是其中的巨大智慧，此人的理智是一种如此高效的溶解剂，既往的和当今的时代及其宗教和思维方式都在其中溶解，成为原型和理念。”
虽然托马斯·曼把最高的赞美给了歌德，但对他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格也并不避讳，比如他提及他的冷漠，他的不可琢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某些独裁。关于歌德的评论，他的好友席勒，虽然一辈子对歌德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但还是感觉一点也不了解歌德的内心世界，他骂歌德是利己主义者，说他是一个矜持、高傲的美人，人们对这个美人必须“装成一个小孩”，是完完全全的“求婚者”。
就象在赞美歌德的同时并不避讳他的复杂性一样，托马斯·曼在对另外一位巨人托尔斯泰在赞叹他的伟大之后也并不避讳他复杂的一面，他说托尔斯泰直至晚年，都有一种动物性的傲慢，他的身上缺乏晚年歌德的“自尊、适度和体面的克制”，而关于年轻时代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虽然承认他自己连给托尔斯泰解鞋带都不配，但托尔斯泰的做作也同时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是自然的，他一直装模作样，这让我谜一般地费解，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怎么会对他愚蠢的伯爵头衔怀人孩子般的自豪感呢？”，屠格涅夫最后的结论是：他除了自己不可能爱任何人。
托马斯·曼在论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说：“列文坚强而畏怯，执拗而多疑，其才华横溢，浑然天成，却又具有一种奇怪的反逻辑，而且曲高和寡，孤立无助。他深信，规矩、正直、严肃真实对于人而言只有在孤独之中，在沉默的自我存在之中才能达到，一切社会生活将会将人变成饶舌者、说谎者和傻子。”这差不多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真实写照。
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除了那些为中国读者所耳熟能详的大师们的名字和论著，还包括一些中国读者不怎么熟悉的作家的名字和论著，他们是沙米索、克莱斯特、普拉滕、冯塔纳，其中普拉滕曾写下一首这样的短诗：
悄然一个个将亡灵
排列起来的每一本书
继续以它沉静的方式
穿行于不可揣度的时空
穿行于不尽时空的每一本书以及它们所蕴涵的思想正是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提到的那些大师所能留给我们的，至于他们的功过自然是由后人评说，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瑕疵，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
在我看来，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完全可以合而为一而统称为《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托马斯这里所称的“十九世纪”是广义意义上的“十九世纪”，这些人物，无论是不是出生或者死于十九世纪，他们都对十九世纪及后世的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本书没有合成一本书，只是因为合起来会太厚，每本书都400多页，三十多万之巨，而其中谈到的任何一个人物，即使单独用几十万、几百万言来为他们树牌立传都远远不够。
作为一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同乡前辈们自然是他的关注对象，他关注的每个人，歌德、席勒、叔本华、瓦格纳、尼采、费洛伊德等，每个人都是德国贡献给人类的一座座丰碑，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塞万提斯致于深深的敬意。
二战以后，面对欧洲大地的满目疮痍，人们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产生歌德、席勒、叔本华、瓦格纳、尼采、费洛伊德的德国，会被一个小丑式的失意的画家希特勒所主宰，其实，正如许多人所观察到的，正是尼采的“超人”、“权力意志”为纳粹的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叔本华、尼采、费洛伊德是一脉相承的，没有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就不会有尼采的“超人”理论，没有尼采的“超人”理论，就不会有费洛伊德的“自我、本我、越我”。
关于超人，尼采曾这样描绘：“剔除人类的多余奢侈，从中一个更强的品种，一个更高的类型脱颖而出，这个类型有种不同于平庸者的另外一些产生条件和保存条件。”，而关于战争，他也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如果人们放弃了战争，人们就放弃了伟大的生命。”，但在托马斯·曼看来，人们把尼采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创始者和思想吹手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显然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是法西斯主义造就了尼采而不是相反，尼采“从根本上说是远离政治、清白无辜、纯精神性的，他作为最敏感的表达和记载工具，从其权力哲学命题预先感觉到了不断上升的帝国主义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说到底，尼采不必为二战的爆发负责，就象爱因斯担的质能方程不必为广岛上空原子弹的爆炸负责一样。
无论《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提及的每个位大师都可以称得上““从根本上说是远离政治、清白无辜、纯精神性的”，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所创造的对于人类才有永恒的价值。而关于一个作家不必为他的作品的道德后果负责，没有人比歌德说得更清楚的了：
“一部艺术作品也可能有道德的后果，然而要求艺术家遵循道德的意向和目的，这就是败坏他的行当。我从事作为作家的职业从不问，我如何有益于整体，我始终追求的只是使我本身更富于理智、更善良，提高我自己的人格内涵，永远只表达我所认识到的善与真的东西。”
在《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提及的每一个大师都是托马斯·曼的挚爱，但歌德无疑是他的最爱，在这两本书里，涉及歌德的篇幅就差不多占了一半，而在论及其他的人物时，也还是忘不了赞美歌德几句，他对歌德的溢美之辞随处可拾，比如他在《歌德作为作家的生涯》里说：
“他是至高的伟人，他以最幸运的方式，以一种也许从不曾有过的方式将魔力和温文尔雅在自己身上合而为一，正是魔力和温文尔雅的这种整合使他成为人类的宠儿。”
爱默生在谈及歌德的《浮士德》时赞叹不已，他说：“神奇的东西是其中的巨大智慧，此人的理智是一种如此高效的溶解剂，既往的和当今的时代及其宗教和思维方式都在其中溶解，成为原型和理念。”
虽然托马斯·曼把最高的赞美给了歌德，但对他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格也并不避讳，比如他提及他的冷漠，他的不可琢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某些独裁。关于歌德的评论，他的好友席勒，虽然一辈子对歌德充满了敬意和感激，但还是感觉一点也不了解歌德的内心世界，他骂歌德是利己主义者，说他是一个矜持、高傲的美人，人们对这个美人必须“装成一个小孩”，是完完全全的“求婚者”。
就象在赞美歌德的同时并不避讳他的复杂性一样，托马斯·曼在对另外一位巨人托尔斯泰在赞叹他的伟大之后也并不避讳他复杂的一面，他说托尔斯泰直至晚年，都有一种动物性的傲慢，他的身上缺乏晚年歌德的“自尊、适度和体面的克制”，而关于年轻时代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虽然承认他自己连给托尔斯泰解鞋带都不配，但托尔斯泰的做作也同时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是自然的，他一直装模作样，这让我谜一般地费解，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怎么会对他愚蠢的伯爵头衔怀人孩子般的自豪感呢？”，屠格涅夫最后的结论是：他除了自己不可能爱任何人。
托马斯·曼在论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说：“列文坚强而畏怯，执拗而多疑，其才华横溢，浑然天成，却又具有一种奇怪的反逻辑，而且曲高和寡，孤立无助。他深信，规矩、正直、严肃真实对于人而言只有在孤独之中，在沉默的自我存在之中才能达到，一切社会生活将会将人变成饶舌者、说谎者和傻子。”这差不多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真实写照。
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除了那些为中国读者所耳熟能详的大师们的名字和论著，还包括一些中国读者不怎么熟悉的作家的名字和论著，他们是沙米索、克莱斯特、普拉滕、冯塔纳，其中普拉滕曾写下一首这样的短诗：
悄然一个个将亡灵
排列起来的每一本书
继续以它沉静的方式
穿行于不可揣度的时空
穿行于不尽时空的每一本书以及它们所蕴涵的思想正是托马斯·曼的《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及《歌德与托尔斯泰》里提到的那些大师所能留给我们的，至于他们的功过自然是由后人评说，无论他们有怎样的瑕疵，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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